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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生涯

1942年，David Lean获得和Noel Coward合作的机会，他们共同执导了战争题材的影片《In which we serve》，电影大获成功，促成了Lean电影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飞跃——成为一名导演。在Noel Coward的鼓励和帮助下，Lean与制片人Anthony Havelock-Allan，摄影师Ronald Neame共同组建了电影制作公司——Cineguild。公司制作的前三部电影的剧本均是由Noel Coward创作：《天伦之乐》（Happy Breed，1944）、《快乐的精灵》（Blithe Spirit，1945）和《相见恨晚》（1946）。其中，《相见恨晚》获得了第一届戛纳电影节的国际电影大奖。这部电影中，Lean运用了富有感染力的音乐，采用了能更好地营造气氛的布光方式，不追求浪漫的自我抒发，而是严肃地对待主题，从而形成了Lean独特的电影风格，也为他拍摄史诗片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的两部电影《Great Expectations|孤星血泪》（1946) 和《Oliver Twist|雾都孤儿》（1948），均改编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Lean也由此开始和英国具有传奇色彩的演员亚历克·吉尼斯长期合作。在努力维持了八年的经营后，Cineguild公司因Lean和Ronald Neame之间发生不愉快的争执而关闭，Lean为公司拍摄了最后两部电影：《热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1948) 和《玛德莱娜》（Madeleine，1950），尽管电影中尝试运用了印象派的手法，但在上映后并未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赞许。《热情的朋友》改编自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玛德莱娜》则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杀人犯的故事。

David Lean于1952年独立拍摄了在英国大获成功的《一飞冲天》（The Sound Barrier），之后又接连拍摄了改编自剧场喜剧的《霍布森的选择》（Hobson's choice，1954）和与英裔美国人Katharine Hepburn合作的《艳阳天》（Summer Madness，1955），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霍布森的选择》更是获得了1954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52年至1956年之间，Lean一直在为亚力山大·柯达拍摄电影，而柯达常对Lean的剧本有种种限制。1956年1月柯达去世后，Lean开始与美国制片人山姆·斯皮格尔讨论和筹备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电影由上了好莱坞黑名单的剧作家米歇尔·威尔森（Michael Wilson）和卡尔·福曼（Carl Foreman）改编自法国小说家皮埃尔·鲍利（Pierre Boulle）的同名小说，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拍摄完成。1957年上映后轰动了国际电影界，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七项奥斯卡大奖，也拉开了“里恩式”史诗片的序幕。

此后，Lean与斯皮伯格开始构思一部雄心勃勃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这部电影是Lean与剧作家Robert Bolt、摄影师Freddie Young和作曲家Maurice Jarre的第一次合作，在约旦沙漠、西班牙和摩洛哥三处选景，历时20个月拍摄完成。《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仅成为了Lean最杰出的代表作，还开创了史诗片的新风格，紧接《桂河大桥》之后再一次囊括了七项奥斯卡大奖——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但是Lean和斯皮伯格的合作关系并没有继续下去，他与意大利制片人Carlo Ponti合作了下一部电影《日瓦格医生》（1965），电影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里斯·帕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的同名小说，由Robert Bolt完成剧本，票房收入颇丰，并获得五项奥斯卡大奖。与前两部的奖项相比少了两项，因为同年的最佳的影片和最佳导演颁给了歌舞片《音乐之声》。Lean与Robert Bolt再次合作，完成了电影《瑞安的女儿》（1970），拍摄在爱尔兰持续了一年。虽然影片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大奖，却在评论界反响平平，甚至连大众也保持沉默。与之前两部既叫好又卖座的作品相比，《瑞安的女儿》并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这令Lean很伤心，他整整14年没有再拍过剧情长片，所参与的影视工作也仅是为新西兰电视台制作了一部记录片：《一位新闻主播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nchor ，1978）。

73岁时，Lean与英国制片人John Brabourne和Richard Goodwin合作改编了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说《印度之行》，这是一部让Lean牵挂了20多年的小说，因此他格外享受这部电影的筹备和拍摄过程，Lean不仅独自改编了剧本，还亲自担任该片的剪辑师。《印度之行》（1984）一上映就大获成功，成为当年奥斯卡最有力的竞争者，获得了11项提名，并最终夺得两项大奖。Lean将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也花在了剧本的改编和拍摄工作上，这次改编的对象是波兰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冒险小说《Nostromo-A Tale of The Seanboard》，此外，他还参与了里查德·哈里斯版《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拍摄工作。1990年，美国电影学院为垂暮之年的David Lean颁发了终生成就奖。1991年温暖的春天刚降临英国，癌症的长期折磨却令这位老人奄奄一息，就在《Nostromo》开机之前，Lean长辞于世。

电影理论

大卫·里恩有着古典英国绅士的堂堂仪表，那棱角分明、条缕清晰的面容，让人一见而顿生观赏希腊雕塑的巍峨肃穆之感。他生于伦敦南郊克罗伊登一个市民家庭，虽然不是什么书香世家，但他自小受到良好、完整的教育，狄更斯的小说是他幼时的最爱，英国、欧洲大陆新旧文学的典籍伴他一路成长，文艺修养的确是渊源流长。狄更斯不仅是里恩早期电影的文学源泉，也对他一生的创作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他早期作品里，能看到“批判现实主义”，洞察的冷峻，揶揄的深沉，更多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怀；与狄更斯相似，他很注意观察儿童，并且观察与表现的角度很独特，狄更斯读者在他影片里总能读到似曾相识的儿童“趣味”。

1927年，中学毕业后，里恩踏入位于伦敦的高蒙电影制片厂，以做片场杂工告别了学生时代。他先后做过场记、导演助手、剪辑，曾经读过的大量古典文学只能装在心里，电影技术的一切知识他都是从实践得来。在剪辑台上，里恩找到了用武之地，干得得心应手，才能逐渐为人瞩目。从1931年他第一次操刀《这些迷人的人》到1984年《印度之行》，里恩共执掌剪辑了24部影片，1938年《皮格马里翁》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声誉，当时有“英国第一剪辑师”之称。战争时期，英国电影的主旋律是为国防服务，主导一切的是纪实色彩强烈的纪录性电影，一批青年影人有了冒升的机会。1942年，里恩与诺埃尔·考华德合导了《我们服役的海洋》，用纪实风格为皇家海军大唱赞歌。这头炮虽然不怎么响，却也不怎么坏，里恩严肃、真实的手法受到肯定，导演的位子算是正式坐定，考华德也成为他多年的合作伙伴，长期为他编剧。1945年，第三部作品《快活的幽灵》得到一项奥斯卡奖：最佳特技摄影。这是一出以荒诞形式展现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喜剧，与日后作品的沧桑之感完全不同，却奠定了里恩影片中产阶级情趣的基调。这种情趣在早期的一个巅峰表现就是1946年的《相见恨晚》，以两个中年男女的婚外恋情，带出了英国电影罕有的徘徊于情感与义务之间的缠绵，这回更了不起，竟获得了首届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并列），还在2002年英国《帝国》杂志影迷网上投票评选的十大浪漫经典影片中名列第一位，这对于我们印象中古板的英国人来说，实在是大出意外。对里恩而言，好运开始了。

不久，里恩先后把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奥立佛·退斯特》搬上银幕，两部影片的成功，使里恩升入英国电影具有代表性的巨匠之列，在中国也使狄翁作品以《孤星血泪》、《雾都孤儿》之名为人紧记，原名再无人提起。正当人们期待里恩将狄更斯的小说一一搬上银幕时，他埋头拍了几部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霍布森的抉择》、《夏日的疯狂》等，其间《突破声音的障碍》礼赞英国军人对职责和科学的献身精神，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以英国军事行动为经拍摄史诗片的意图。

1957年，在斯里兰卡丛林中拍成的《桂河桥》高居当年卖座片首位，是里恩创作的分水岭，首先，在制作方式上，转入了跨国制作大规模历史巨片的模式，此后，里恩的影片均为好莱坞投资，英美影界跨国合作；其次，作品的思想内容转向英国殖民历史的反思和东西氛方文化冲突的探索。里恩的眼界超越了狄更斯所代表的该国历史文化，逸出了中产家庭的小天地，在经历了二战后“日不落帝国”的衰落，置身于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和美苏两大新帝国崛起的现实，里恩对历史和政治产生了兴趣，印度、缅甸、阿拉伯、沙皇和列宁、斯大林的俄国，纷纷进入了他的视野。继《桂河桥》之后，《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并称为里恩的史诗三部曲，在商业发行上一个比一个成功，俘虏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全世界的观众，里恩步入了电影事业的顶峰。《瑞安的女儿》虽然使他一度陷入低潮，声言再也不想拍电影了，积十年之功，改编现代英语经典小说家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最终为他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

里恩跨国制作历史巨片的巨大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幕后的制片人萨姆·施皮格尔，他与里恩合作多年，在英国影人与美国大公司哥伦比亚、米高梅等之间牵线搭桥，使里恩的雄伟构想得到雄厚资本的支持，一个个在市场狭小和影业萧疏的英国不可能完成的史诗巨构由此催生。巨片的成功，把里恩推向了世界，为好莱坞商人带来了丰厚利润，也为英国电影开辟了广大的市场。至今普通观众日常称道的，都是里恩后期用美国资本拍摄的几部巨片，置之同时的英美影片中，则英国影片无此宏伟的结构形式，美国影片无此深厚的文化内涵，用美国资金技术之长，挥扬英国人文底蕴和人才优势，只有一个美英文化交界的大卫·里恩，得天独厚，才能完成这样一个文化上共襄盛事的巨匠使命。

1984年，《印度之行》公映并广获好评之后，大卫·里恩又投入到另一部史诗片《诺斯特罗莫》的筹备中。这是20世纪有影响的捷克籍英国作家、《现代启示录》原作者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代表作，“没有拍出来的片子总是最好的”，此片如果拍成，很可能在《印度之行》深刻的殖民文化反思基础上更进一步。可惜就像黑泽明生前念念不忘《三藏法师》、《大海的见证》、《雨过风云》却赍志以殁一样，里恩纵然老骥伏枥，这时的天下却已是斯皮尔伯格他们的了，大师们晚年所遇到的市场危机、投资障碍，都要比壮年时也是电影黄金时代的外景地上的拍摄困难难解决得多。《诺斯特罗莫》正在初步摄制中，1991年4月16日，大卫·里恩病逝，最后一部巨作终于未竟全功。

总起来看大卫·里恩一生的电影创作，前期和后期，固然可分为家庭生活片、文学改编片和史诗片不同阶段，不同题材与体裁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迥然大异，但细一品味，不分前期后期在精神内涵上又是一脉相承的。里恩还是那个里恩，是人文心怀的、绅士派头的、英国古典文学和好莱坞戏剧传统的卫道者和弘扬者。在里恩所有的影片中，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追求，关怀一个人是否完整、健全、自由、幸福，是否真正实现了自我：小奥立佛第一位的追求是免于饥寒，之后是摆脱人格的屈辱和获得慈爱的对待；匹普在追求做个上等人开始嫌贫爱富时，自身的一部分就已发生扭曲而不健全了；一对中年男女倾心相爱又要遵众清教徒的道德律，在身内和身外之间不断挣扎和摇摆，这是早期个人的也非常古典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尼柯尔森、劳伦斯不只在自己的个性和修养中，而且要在敌我之间、异质的种族和文化之间，做出是非判断和行止选择；日瓦戈不仅有家庭和婚外恋之间的羁绊，还有文学寄托与从命生活之间的抉择，在沙皇专制暴行和假借革命名义暴行之间的矛盾；到了印度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在人性的差异之外，还有文化的、政治的冲突，将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表现得更复杂。

电影作品

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1984)

瑞安的女儿Ryan's Daughter (1970)

万世流芳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 (1965)

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 (1965)

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1962)

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957)

艳阳天/夏日时光Summertime (1955)

女大不中留Hobson's Choice (1954)

一飞冲天Sound Barrier,The (1952)

梅特林Madeleine (1950)

欢乐的精灵Blithe Spirit (1949)

苦海孤雏Oliver Twist (1948)

孤星血泪Great Expectations (1946)

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 (1945)

天伦之乐This Happy Breed (1944)

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 (1942)

编剧作品

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1984)

欢乐的精灵 Blithe Spirit (1949)

苦海孤雏Oliver Twist (1948)

孤星血泪 Great Expectations (1946)

相见恨晚 Brief Encounter (1945)

天伦之乐 This Happy Breed (1944)

作品影响

Lean的史诗片引起了许多争论。一些评论家（比如保琳·凯尔和安德鲁·萨瑞斯）认为Lean的史诗片总体上对于历史的描述太过简单、不够深入，这种观点一直被严厉的评论家坚持到现在。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就曾在对电影《齐瓦格医生》的评论中，轻蔑地指出Lean的史诗片是“奥斯卡专业户”。持相反意见的电影工作者（比如Carl Foreman、Michael Wilson和Robert Bolt）坚持认为Lean的史诗片是值得称道的，认为他的史诗片比银幕上大多数史诗片显得更富智慧、更有文化、更加可信。正如Lean自己指出（参见Kevin Brownlow: David Lean,p. 483），尽管引起了许多争论，但他的电影被许多年轻导演当作了电影制作艺术的陈列柜。事实上，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西斯就是Lean史诗片的超级粉丝，两人在1989年翻拍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发行后，为Lean的声誉再次为大众所牢记而做出了贡献。从近年来的优秀电影如《英国病人》和《泰坦尼克号》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里恩式史诗片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