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门幼年研读四书五经，后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一中），1912年就任鄞县私立星荫小学校长。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幼儿教育发生兴趣，通过到沪宁一带参观，目睹当时一些日本式的蒙养园或教会办的幼稚园对幼儿的不良影响，深感痛心，遂立志投身幼教。1918年，他与几位志趣相投者创立了当地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幼稚园——星荫幼稚园，并任园长。1920年4月，又与人合办两年制的幼稚师范。同年，应邀到北平任孔德学校小学部主任，并考察平津幼稚教育。1924年去北平大学任职员，同时在教育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得到教育系主任、中共党员高仁山先生的悉心指导，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福禄贝尔，一年时间研究蒙台梭利，再用一年时间研究世界各国的幼稚教育，然后以毕生精力研究我国的幼稚教育。不久，他的译著《福禄贝尔母亲游戏辑要》和《蒙台梭利及其教育》相继问世。
张雪门研究我国的幼稚教育，是从幼稚园的课程入手的。他通过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于1926年拟定了“幼稚园第一季度课程”，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引起同行的注意。同年秋，返孔德学校任小学部主任，兼任《新教育评论》编辑。1928年秋，孔德学校开办了幼稚师范，请他主其事。他受“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的启示，采取半日授课半日实习的措施。实习场所除孔德幼师办的幼稚园外，还借了一个蒙养园。不久他又创了艺文幼稚园，也作为实习场所。
1930年秋，应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之聘，编辑幼稚师范丛书，并在香山见心斋开办北平幼稚师范学校，任校长。该校第一期毕业生当即被聘为园长或教师，颇受欢迎。由于香山远离市区，参观见习诸多不便，遂将幼师迁到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在地帝王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雪门的思想有了较大变化，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同时认识到今日之幼童就是未来的主人翁。此时他开始了幼稚园行为课程的研究。
1932年，应北平民间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之邀，讲授《幼稚教育》。
1934年，他聘请陶行知的学生戴自俺到幼师任教。由戴自俺带领三年级师范生与北大农学院合作，在北平阜城门外罗道庄开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区内除设有农村幼稚园外，并创办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游行请愿，张雪门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
1937年7月上旬，他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儿童教育社的第六届年会，8日下午忽闻发生“卢沟桥事变”，随后又探知日军已进驻北平，他当即南下，在上海与熊希龄商定，将香山慈幼院分院，即北平幼师迁往湖南，后因遇到困难，又决定迁至广西。
1938年2月，幼稚师范在桂林东华门大街成立，招生2班。1939年疏散至三江县，至1942年又招4班，前后共招6班。当时广西全省99个县1个市均有该校的毕业生从事幼教工作，为广西省幼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在此期间，他还曾到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讲授《儿童保育》课程，并编著了《幼稚园行政》、《儿童保育》等书。
1944年，幼师迁重庆，在张雪门的领导下，进行儿童福利制度的实验。为适应抗战时期的需要，他规定教育方面的重点在加强幼儿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观点，培养幼儿吃苦耐劳的习惯等。同时他组织了师范生辅导委员会，拟定保育员训练规程和幼稚园办法，招收战时儿童保育院毕业女生进行保育员训练，积极准备进行儿童福利制度的推广。在他的推动下，当时重庆附近各地均成立了作为试验机构的幼儿园，仅重庆一地即成立了4个幼儿团。
抗战胜利后，张雪门于1946年1月返回北平，北平市幼教界曾专门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其时，帝王庙校址已改为女三中，他为幼师校址问题终日奔波，却到处碰壁。此时适值台湾民政处电邀他赴台办理儿童保育院，他便于1946年7月中旬前往台湾。
1947年，该院更名为台北育幼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51年，对儿童进行的是奴化教育。台湾恢复以后，该院面临的任务首先就是要肃清奴化思想的影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心。为此，张雪门根据当地当时的需要，要求必须在教育孩子明利害，别是非方面下功夫，使他们自觉地争取成为国家未来的支柱，建起了从婴儿部、幼稚园到小学的完整的儿童教育机构。随着育幼院规模的扩大，由于工作繁重，操劳过度，张雪门患了眼疾。
1952年，张雪门因眼疾加重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7年之久的育幼院，但在离开育幼院后他仍然热心参加幼教工作，如出席台湾幼教业务讨论会；担任台南幼师科顾问；任全省幼儿团教师暑期讲习班主任并兼任教务和讲课，任空军妇联分会62所幼儿园顾问；做幼稚园教材教法和幼教改革等专题讲演，并在《中华日报》主办《幼教之友》专栏；任侨民教育函授学校教育科主编，出版《幼教辅导月刊》等。
1960年他突患脑病，半身不遂，在眼睛几乎失明、手脚失灵、耳朵失聪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陆续写下了《幼稚教育》、《幼稚园课程活动中心》、《幼稚园行为课程》等十几本专著，为幼儿教育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计张雪门一生中，从20年代后期开始，曾先后撰写了幼儿教育方面的论著约200多万字，这是他为人们留下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张雪门是一位爱国教育家，晚年虽客居台湾，但却心系大陆，曾有《芙蓉》一诗曰：
“未向园林添艳色， 时从来客探芙蓉。
年来心似秋光淡， 却忆西山一片红。”
西山即香山，诗中充分表抒了他对北京的怀念。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况，他还不可能提出企盼返回大陆的愿望。1973年他因脑病复发，抢救无效，于4月18日下午病逝于台湾，终年83岁。
《幼稚园行政》、《儿童保育》、《幼稚教育》、《幼稚园课程活动中心》、《幼稚园行为课程》。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张雪门就曾根据教育目标的不同，把中国的幼稚教育分为4类：
他认为清末仿效日本办理的蒙养院就属于这一类。它们都是以“陈腐的学问，忠孝的道德，严格的管理，再加上劳心而不劳力的培养”，为造就士大夫服务的。他在1933年发表的《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一文中，对这类日本式蒙养院还曾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将谈话、排板、唱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不会混乱而且也不许混乱的，教师高高的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在这种教育底下，……儿童是被动的、双方都充满了压迫的苦闷。所学的全是零零碎碎的知识技能，都是浮面的，虚伪的，日子稍久就立刻忘怀了。”在这里他对蒙养院管理上的严肃主义的弊端的揭露可以说是十分具体、十分深刻的。
他指出，教会办的幼稚园，都是以宗教为本位的，它们在教育目标方面，总是以基督教教徒为标准，力图通过宗教教育毒害幼儿，使之将来成为虔诚的信徒和帝国主义温驯的奴仆。张雪门对这类教会幼稚园也曾作了具体描述，说他们“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在一时动作以后茶点以前，儿童们一定要闭一会儿眼睛，他们的小嘴一定还要唱一首祷告的歌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上帝祝福’诗一样的调子，全从舌端跳到恬静的空中，飘宕在这边那边。他们的心儿是甜美的，精神是活泼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材料都是从西洋直接的翻译过来，是已经经过了多少教育者的匠心精选。至于教法，也是向西洋局部的摹拟。这种教育多半操于一知半解西洋传教士的太太们，利用国内教会出身年轻的女子。”张雪门对此和许多爱国者一样，深感痛心，在许多著作中都抨击了这种奴化教育。他认为教会幼稚园的保姆只是为教会尽职而不是为教育服务，她们关心的是宗教而不是孩子。并尖锐地指出教会幼稚园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它所起的作用“消极的是在减弱中国民族的反抗，积极的是在制造各国的洋奴。”
他指出这种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着重于使儿童以最大、最多的思考机会，是从意大利和美国传入我国的。前者通过教具进行日常生活的训练、感官的训练和知识的训练；后者则利用生活环境中日常所见所闻的事物为教学材料，按时令的变化，从儿童的动机和需要出发设计和编制课程。而在这两种教育思想中，美国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想对我国幼教界的影响，又远胜于意大利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本人原来也是赞成这种儿童本位教育思想的，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已认识到这种观点完全不适应我国当时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认为教育如果不考虑社会需要，那就没有多大效果。
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弱、愚、私则在于国内封建的势力未曾铲除，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甚。此后若诚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病态，走上光明的大道，”则其革命不在枪炮而在教育，应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生产的习惯与兴趣，团结的能力，客观的态度，自动的精神，并唤起民族的意识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所以，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关键，而幼稚教育应居其始。他强调的儿童，便是下一代的民族，凡现代中华民族应负的使命，儿童虽小，也决不例外，他认为优秀民族实基于幼稚教育，并提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有4项具体目标：“一是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幼稚教育必须是根据三条原则：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国家民族的需要；三是儿童的心理发展。因为这样才能培养儿童的伦理观念、民主生活和科学头脑。总之，他认为幼稚教育的目标必须随时代的前进而改变，符合时代的需要和造就中华民族优秀的新一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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